【作者简介】
邱明生,男,江西信丰人,原省教委普教处处长,现省教育厅退休干部。
怀念我的母校
1956届 邱明生
我的母校——江西省信丰中学,地处信丰县城之西南郊,西北有信丰之名胜南山寺,东南临信丰之母亲河桃江,是一所风光秀丽、环境优美、历史悠久、人文鼎盛的中学名校。
我进入信丰中学时在建国后的第二年,即1950年秋。当时信丰中学是信丰县唯一的一所中学,被誉为信丰县最高学府。小学毕业生升中学,都必须参加信丰中学的统一招生考试。据说,1950年信丰全县共有小学毕业生1000余人,信丰中学只招收4个班,约200人。我名列第17名,被录取到信丰中学的初一(乙)班。
我出生于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祖祖辈辈以种田为生,而家里居然有人考取了信丰中学,且名列17名,父母自然是高兴,虽然经济拮据,也下定决心供我读书。
当时,信丰中学学生的学杂费和伙食费加起来,一个月好像是一担谷子,一个学期一共4个半月,就是450斤谷子。父母为了让我上学,也就咬牙请人跳了450斤谷子到信丰碾米场,接着交了谷子,开好收条,送到学校总务处,入学注册手续就算办好了。从此我成了信丰中学一名堂堂正正的中学生。
光阴似箭,不知不觉一个学期过去了,过完春节,开学后,同学们都陆续返校,而我的父母再也无力为我交出450斤谷子了。无奈之下,我只得辍学,跟父母上山砍柴,下地割草,学犁田,学锄地。
正当我无奈之际,忽然有一天,我正在陇上犁田,有人叫我回家,说是我的老师到家里来了,我赶紧把耕牛栓好,连裤脚也没有放下就匆匆往家里跑。到家后一看,原来是我尊敬的物理老师刘华章先生来了。我激动地深深一鞠躬,问道:“刘老师,您怎么来了?”
刘老师也高兴地站起来,和蔼而亲切地笑着对我说:“来向你传达一个好消息:党中央、毛主席关心我们这些穷孩子的学习,指示学校要向工农开门,对一些努力学习、表现好的穷苦家庭的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上不了学的,实行助学金制度,帮助他们完成学业。”
“什么助学金制度?”我一时莫名其妙,将信将疑。
“助学金制度,就是由国家出一笔钱,专门用于帮助家庭经济有困难的贫困家庭学生上学的制度,你基本符合这种情况,所以学校特意派我来劝你返校上学。希望你到当地政府打个家庭经济情况的证明,然后尽快返校上课。”就这样,从初中到高中毕业,我年年享受助学金资助。同时,因为刘老师的这次劝学,使我和刘老师之间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有问题,有困难我都爱往刘老师家跑,向刘老师反映。刘老师甚至他的夫人张师母也一直关心我,呵护我,帮我渡过了经济上的难关,为我解决学习中遇到的难题,使我顺利地完成了中学学业。
母校的可爱,除了她有优美的环境,秀丽的风光之外,更重要的、更让人怀念的在于她有一批令人尊敬、孜孜不倦工作的老师和一群朝夕相处、亲如手足的同学。
在信丰中学六年,印象深刻的老师有很多。除救我于辍学边缘的刘老师外,还有:大腹便便的初中语文老师陈兰馥,白髯飘飘的初中历史老师郭选英,风度翩翩的音乐老师黄一星以及不苟言笑、尽心竭力的高中语文老师,我的高中班主任张科斌老师等。其中我印象最深刻和对我影响最大的可能要数我初中的班主任邱稚生老师。邱稚生老师之于我,可以说是另一种师生之情。即所谓“严师出高徒”的那一类吧!稚生老师是教地理的,由于课时少,他平时与学生的接触并不多。他对学生的了解,就主要靠晚自习下班和看学生的周记、日记。我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喜欢晚饭后与班上几个要好的同学到附近的田野游玩、散步,玩得起兴的时候就往往忘记按时回学校上晚自习。稚生老师发现这个问题,批评过我几次,但是我未引起重视,照样我行我素。有一天晚上,我又没按时回学校上自习,但当我回来时,就正巧碰上了稚生老师步出教室,这一下可真谓“冤家路窄”了。他立刻叫我站住,并指着我的额头,严厉地批评我:“邱明生啊,邱明生!你可要担心,你拿的是人民的助学金上学的啊!如此的自由散漫,你对得起你的父母,对得起关心你的老师,对得起党和人民的关怀吗?”并且在此之后的几天之内撤销了我的班长职务。这样的批评和处分对我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使我震动,也令我警醒。此后,我不仅改掉了晚自习迟到等散慢陋习,而且更加自觉认真学习起来,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如读书活动、演讲比赛等各种集体活动。我当过扫盲义务班的教员,利用星期六星期天晚上到附近村庄的扫盲班教识字课,参加过“抗美援朝”、“粮食统购统销”等国家大事的学生业余宣传队,到附近的农村去演说宣传,并且在初三时加入了共青团,在高一、高二时分别被选为学生会文体部长和生活部长,在学校留下了一些比较积极的印象。
学生会是学生自己管理自己的自治组织,当时的学生会,在学校党团组织的领导、指导下,也起了不小作用。如当文体部长,就要组织各班文体委员,协助老师开展全校文体活动;督促检查各班在课外活动时间,学生是否都走出教室,参加了相关的文体娱乐活动;遇到有重要的比赛(主要是与外单位的篮球赛),还要协助划场地,维持比赛秩序等。生活部长同时又兼任“学生会民主管理委员会主席”。民主管理委员会另有七八个同学组成,作为工作人员集中住在一间较大的寝室,主要的工作是负责学生宿舍的卫生评比,督促按时就寝,在一些重要活动或大型集会时,协助老师维持秩序。
当时,“学生民主管理委员会”在同学中的威望是很高的。如有些大型集会,学生在下面“开小会”、讲话,有的老师都制止不了,但是民主管理委员会的“干部”一来,“开小会”的现象就能无声无息。在学生宿舍,规定晚上熄灯后就不准讲话,但有些同学尤其是高年级的同学却不遵守,老师没那么多时间管,有的也管不了,但是民主管理委员会的“干部”一敲门,一讲话,效果就立竿见影,马上停止讲话,安静就寝。
民主管理委员会之所以如此有威信,关键在于两条。
一条是民主管理委员会的“干部”平时工作就尽心尽力,以身作则,且有一套积极可行的办法。比如利用小黑板及时表扬和批评,对不守纪律的同学不歧视、不嫌弃,甚至利用一切机会和他们交朋友建立友谊。这些同学虽然有时不守纪律,爱动、爱讲话,但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更为活泼,更爱好文娱、体育活动。我们就注意利用他们的这个“一技之长”。如在星期天休息时开展“五打三胜”之类的友谊篮球赛等,和他们成为朋友,当他们一旦不注意违反了纪律时,只要我们轻轻地一提醒,他们就能带头纠正,以致整个秩序就好了。
再一条就是得到了体育教师李玉山老师的充分支持。李老师态度严肃、德高望重,业务水平很高,无论球类、田径、体操还是游泳他样样都精通,而且教学认真,责任心强。做示范动作,他一丝不苟;教育学生,他谆谆善诱,深受同学敬佩。李老师又住在学生宿舍楼内,并肩负起辅导学生生活、维护集体纪律的责任。因而在支持、指导民主管理委员会的工作上,他也就自觉地视为自己应承担的责任,只要民主管理委员会遇到困难和问题,他都会马上出面帮助解决。在指导和帮助我做好文体部长及生活部长的具体工作中,李老师无形中成为了我中学时代另一位最为尊敬、最为敬佩的老师。
中学毕业后,我和这些老师中的大部分失去了联系。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小学老师评特级教师时,李老师被推荐为评选对象。我当时正好在省教育厅工作,得知这一信息,真是举双手赞成,并积极地参与考察,协助整理相关资料,帮助李老师顺利地评上了我省体育老师中唯一的一位特级教师。
文化大革命时,信丰中学和其他许多学校一样,遭受了严重的破坏,有些教学仪器被破坏,有些老师遭到了批斗,偌大的一个校园也被改建成了信丰化肥厂。文革后,虽然落实了政策,恢复了信丰中学的教学工作,有些被批斗的老师也平反了,但是信丰中学原有的优美校园被改建成了化肥厂,这不能不说是我们这些老校友心中的一点遗憾。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愿今天的信丰中学越办越好,教学质量越来越高,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培养出更多更卓越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