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时代的回忆 1968届 陈章材

【作者简介】

陈章材，1968年信丰中学高中毕业，1970年冬入伍，转业后任南昌钢铁厂职工大学教师。

中学时代的回忆

1968届 陈章材

信丰中学自成立至今，一直是信丰县的最高学府，它是我的母校。1962年至1968年我在信丰一中（当年的校名）完成了初中和高中的学业。在母校80周年华诞之际，凭回忆写了点当年的见闻。没有宏大叙事，难登大雅之堂，但毕竟属于一中的历史片段。敢竭鄙诚，不避简陋，以此向母校敬献一瓣心香。时隔50多年，失真处难以避免，敬请斧正谅解。

两位校长

1962年我入初中时，王鹏飞任副校长主持工作，他风流倜傥。夫倡妇随，夫人黄德美老师也在一中任职，教数学。她衣着得体，很有风度。

当年我们少不更事。有一次我的同学在路上遇见王校长，没问好行礼，他便当场批评：“怎么见了老师不行礼啊？”

1964年王校长被调离一中，去组建赣南水平最高的赣南文工团，并出任该团团长。后来该团排演了一出话剧叫《兵临城下》，取材于东北野战军围困孤城长春促使国军起义之事，王团长演男主角姜部长，此剧轰动一时。一中的电影和戏剧的包场由梅敏乔老师负责，梅老师曾与赣南文工团协商包场之事。但不知何因，没谈成。

我校教音乐的张嗣建老师，个头高，鼻梁高，英俊，被调入赣南文工团当歌唱演员。他们的节目单上有首歌叫《要古巴不要美国佬》。那时的政治氛围就这样：站在家门口，望着天安门；胸怀祖国，放眼世界。许多国民不知道自己的县长省长姓甚名谁，但知道苏联的斯大林、赫鲁晓夫；美国的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北朝鲜的金日成；北越的胡志明；古巴的卡斯特罗。

王校长的继任是周霖校长，他的任职消息曾出现在一中的公告栏中。周校长搞了个“校园阶梯化”，师生齐上阵。土工作业的工具是老三样：畚箕，扁担，锄头。小推车都不多。建国十五六年了，生产力还是那么低下。放在今天，一台挖掘机，几天就搞定。所以小平同志说：发展是硬道理。

歌声

学校到县城的路不算宽，傍南山岭有一段，剩下的路两边是花园大队的农田，或禾苗青青，或油菜花黄，景色宜人。

记得春季的一个艳阳天，物理老师杨阳独自踏歌，唱的是《二月里来》：“二月里来好春光，家家户户种田忙……”歌声嘹亮，怡然自乐。他看见我们说：“同学们，这么好的景色怎么不唱歌呀!”杨老师是外地人，穿着较洋气，冬天用一条围巾围出了风度。他在一中任教的时间不算长。

又一次，我校师生进县城参加某项活动（比如送新兵入伍之类），返校时部分人上了南山岭。在山头上，语文老师叶家钟触景生情，一展歌喉，唱的是《谁不说俺家乡好》：“一座座青山紧相连，一朵朵白云绕山间……”

发自内心的歌声洋溢着祥和之气，是健康社会不可或缺的。两次的歌唱都在文革之前。中国百姓对自己权利的诉求其实并不高，只要阶级斗争的弦绷得不那么紧，给点阳光也灿烂。

体育场

信丰一中有许多体育场，食堂旁边的那个位于校园的中心位置，应属于主体育场。下面的叙事以它为舞台。

这里曾举办过教师自行车慢行赛。场上画些矩形框，比如宽一米，长二十米，骑车走框。脚不能落地，车不能压边线，用时最多为优。当时梅敏乔老师夺得桂冠。梅老师有两大特长：骑自行车和摄影。他有一部相机，当时应属贵重物品。

每个学习日下午下课后，只要不下雨，体育场就热闹非凡。莘莘学子们躁动的青春活力在这里尽情地释放。少不了有体育老师李玉山和他的得意门生矫健的身影。李老师健壮，腰板笔直，身材匀称，冬天不穿棉袄。他若去练健美，绝对出人头地，可惜当年此项目被禁。体育项目李老师几乎无所不会，他为国家培养了许多运动健将。每个老师都各有自己的得意门生，李老师的得意门生队伍无疑最为雄壮。他的女弟子中，高中67届人数最多，高中66届的有美丽的校花严崇芳师姐。男弟子更多些，印象中高中65届有位弟子进了上海体育学院；高中66届的胡上儒师兄体育成绩优秀，他和其他体育、艺术类的一些师兄已完成了专业考试，待当年七月高考后，只要文化成绩不太差，大有被录取的希望。没想到“霹雳一声震那乾坤呀！”1966年6月，北京第一女子中学高三(四)班和北京四中高三（五）班的学生，先后去信中央要求取消今年的高考。这显然不代表北京市高中应届毕业生的意愿，更遑论全国的了，结果是，高考真的被取消了。这就像文革后期，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的肺成了判断是非对错的标准，肺虽然长在工人、农民的身上，但什么事必须气炸，什么事不能气炸却由不得他们做主。大学的停止招生广义上有十一年之久，狭义上有四年。1970年开始招工农兵学员。“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进校门坎低，“阶级斗争是门主课”，教授内容少，要求低，毕业生的质量实在不敢恭维。待到1977年恢复高考时，“前度刘郎今又来”，但不少人是已生儿育女的高龄考生了。

作家方方说：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身上就是一座山。文革时代的这粒灰不幸地落在1966年高中应届毕业生身上，彻底改写了他们中部分人的命运，断送了其入大学深造的美好前程。同此，我们身上也落下了文革时代之灰。只是有人多些，有人少些；有的灰颗粒大些，有的灰颗粒小些，仅此而已。文革中的高、初中老三届，在1968年，除初中66届迁油山共大外，其余的五届基本上被赶到农村。农村生回农村，城镇生下放农村。这主要是响应毛主席的教导：“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按理说，在工业水平极其低下的基础上，经过十九年地建设，又曾有过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外援，应该是工业化、城市化方兴未艾之期，高中毕业生的相当一部分应该是到工厂去到城市去，而不是“到农村去到边疆去”。

赴京代表的传经送宝

1966年下半年，我校的非赴京代表被赶到安西农村劳动，其他赴京代表则去文革的中心、世界革命的中心北京取经，接受伟大领袖的检阅。在回来后的报告会上，传的第一经送的第一宝是：右手举红宝书，首先敬祝领袖万寿无疆；然后敬祝副领袖身体永远健康，其间还要适时随祝辞有节奏地挥动红宝书。初来乍到，我们未免手忙脚乱，好在总算如仪，后来就极其熟练，极其规范了。敬祝辞很长，难以记全。

这仅仅是开始，后面的套餐更令人眼花缭乱：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餐敬，最高指示不过夜……

上行下效，贵州人“敬祝贵州的小月亮李再含同志身体比较健康！”李再含时任贵州省革委会主任。贵州的县革委会主任级的祝辞是“身体勉强健康！”那时，行政有二十三级，级外还有许多小萝卜头官。依次递减下去，平头百姓只能祝“不生大病”了。

1912年，孙中山先生坐船抵达福州马尾，福建都督孙道仁等官员在岸上恭候。中山先生准备下船时说：“刚才江面小船上有‘欢迎孙大总统’‘孙大总统万岁’纸旗，这太不成话。共和国的总统卸任后就是平民了，怎么还可称总统？至于‘万岁’两字，本是专制皇帝硬要手下的官员称他的。我们革命的先烈为了反抗‘万岁’牺牲了多少头颅？我如接受这个称呼，如何对得起许多先烈呢？如不取消，我不能熟视无睹，我不下船。”

号称最革命大民主的文革，却涌动着宗教崇拜、宗教迷信般的狂热，游荡着封建宗法等级制的幽灵。

文革的牺牲者

文革前期，在高压的政治态势下，张芝琪老师、卢致忠副校长于1966年夏季和1967年夏季先后自尽，成了文革的牺牲者。

卢副校长属党外人士，教数学，没教过我们。张老师教我们《立体几何》，他讲课生动，几何作图美观，画平行线不用两块三角板，只用一根直尺，眼一瞄就画出来了。两位师长都受过高等教育，具有理性思维能力。在他们毅然决然地告别世界之前，定会先做评估：拉去枪毙是不可能的，承受侮辱折磨则肯定无疑，由此有两项选择熬或死。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死。黑格尔说，存在即合理。古话说，千古艰难惟一死；又说，哀莫大于心死。他们实在是太绝望了。

张芝琪老师是在校园宿舍用切烟丝的刀砍头自尽的。那时的信丰烟民，大多买烟叶自己切成烟丝享用。与普通菜刀相比，切烟刀的长度相似，高度不及一半，重量约为三分之一，但锋利。张老师把自己的头盖骨都砍裂了，可见他的绝望与决绝。当时他没死，是送县人民医院抢救，几天后才走的。

卢致忠副校长纵身跃进了校园旁桃江的波涛之中，随桃江入贡江再入赣江。时值大水期，遗体在南昌被发现，凭随身携带的语录本上的签名，得以确认身份。他走后，卢夫人欲追随而去，幸好被发现阻止。

冥河之畔，他们能平静吗？九泉之下，他们能安眠吗？

好在文革这沉重的历史页面早已翻过去了，但愿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愿两位师长的在天之灵得以安息。

“天地君亲师”，我国历来有尊师重教的传统。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人类文明的传承者，是培育祖国花朵的辛勤园丁，承载着培育国家希望和未来下一代的责任。相信母校将一如既往地秉持理性和良知，坚持职业操守，为信丰的父老乡亲再立新功。教书育人，职责崇高，任重道远。

祝母校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

2021年6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