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琐忆

“学文”琐忆

59届校友  陈明淦

【作者简介】陈明淦，男，江西信丰人，大学学历，中学高级教师。历任信丰中学语文教研组长、教务主任。两次被评为全区“优秀教师”，是赣州地区首批“高中语文学科带头人”。2001年退休后，先后出任3所民办高中、职校校长，获信丰“有突出贡献教师”称号。是《信丰县志（986—2006）》副主编、信丰诗词学会会长、县政府督学，2009年入选“江西省老科协老有所为100例”。著有《从教积思录》《为文怡情集》。

在信丰中学万千毕业生中，我有幸忝列“秀才”之列，这让我不禁自喜又不胜愧疚。学文从文数十年，虽然教案等身，文稿盈箧，出书两册，编书多部，但我没能像郭晨那样作品频出，誉满华夏文坛；未曾如曹隆扬一般笔政一方，名镌赣南志史；不及蓝光中堪称“语文名师”，翘楚南粤教界。我的“秀才”之名不无“浪得”成分，抑或属低山浅林中的猴名。

然而，在信丰甚至更大一些范围，我确确藉“文”而“名”，因“文”而“秀”。我1959年高考时就因成绩出色尤其作文高分而“一鸣”，是信丰中学第一个考入全国重点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曾有学弟学妹对我说，你考去华东师大后，卢盛紃老师很是以你为荣，教导我们以你为榜样，学好语文写好作文。

如今，我的中学时代已过去52年，母校迎来七十华诞。“桃熟三千欣献瑞，祥开七秩喜添筹”。回想当年的中学生活尤其是“学文”琐事，我由衷感到，中学六年，我遇到了德高学富的好老师；当年的信丰中学，为我爱文学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好条件……

书库留念

1953年秋，小学差一年毕业，我以令小学老师惊喜的成绩考入信丰中学。报到入学第一天，爷爷喜滋滋地挑着小藤箱、旧被子等送我进校。报名、缴费、拜见班主任、到寝室摊好床，爷爷说去找表叔刘秀水。左打听右寻问，在学校图书馆见到了他——原来表叔是图书管理员。表叔让我们到书库里，哇，书真多，摆满了一排排架子。平生第一次见到这么多书，我好比在家里干鱼塘，看到满塘翻滚的鱼，兴奋至甚，惊喜不已。于是，趁爷爷和表叔说话之隙，我从书架上取下多本书来，匆匆地翻，急急地看。表叔不时转头看我，我睃见他眼睛里闪出赞赏的光。和表叔告别时，我手里拿着好几本书，要表叔借给我。表叔把书接过去，只从中挑了一本，他说，一手一次抓不住两条鱼，双眼同时看不了两本书，莫心急，一本一本看，以后只要我在这里，你都可以进来看书借书。

表叔的话让我很高兴。后来我便经常去图书馆，径直进入书库，选一本书带回教室寝室看；周六下午和星期天，则在书库一角，或依架而立，或席地而坐，阅读浏览各种书刊。起先是东翻西翻，拣有图画的书刊看，表叔发现后说，不要光看图画，要看书上的字，最好带上笔和本子，看了书要作笔记。

由于我7岁那年在私塾学过《百家姓》、《三字经》，四五年了，遗忘甚多，所以表叔叫我不要光看图画后，我便以重读此二书开始，渐次读《增广贤文》、《千字文》、《弟子规》等，虽然不得甚解，却也读得津津有味，能够背诵。升上初二，我开始看《西游记》，《水浒传》以及外国的童话、小说；《红楼梦》、《三国演义》、《复活》、《母亲》等等中外名著，则是高中一二年级阅读的。那时候，每到寒暑假，我都向叔借好多本书，带回家里，早晨、下午放牛带去看，上午、中午非不得已干农活外，足不出屋，心不旁鹜，蜗在牛栏楼上看书，其时，我的好看书之名广传乡里。

感谢表叔刘秀水，为我提供了最好的阅读图书报刊的条件；感激所有任课老师，他们从未干涉、禁止我看课外书籍。正是在这种宽松的读书环境里，初中三年高中三年，我几乎每天必看课外书，每周必去图书馆，六年里200多个星期天，我大都在图书馆书库里度过。六度寒暑、六个春秋，我几乎把书库里的文学书刊浏览遍了。

母校书库，我的知识宝库，我的精神乐园，它不光把我带入文海书林，让我得以博览众著，更孕育了我一生爱看书喜购书的习性。如今，与母校同龄的我仍然读书成嗜、购书有癖，这是从中学时代开始养成的。

师恩难忘

中学六年，有22位老师教了我的课，其中4位班主任，他们中的每一位都是我没齿难忘的恩师，因为，我的人生起点线是他们给划出的，我的学问基础桩是他们帮夯下的。

1953年秋入学后，由于我年龄小、个头矮，座位安排在一进教室门的第一个位置。第一天第一节课上课，许治权老师讲课不一会儿，一只学飞的麻雀飞到我桌前。趁许老师背身板书，我把小麻雀捉住，在桌上逗着玩，引得周围同学咕咕而笑。许老师发现了，厉声点我名字说：“好好听课！”我慌忙把小鸟放进桌里，像是认真听课，实则一只手仍在桌子里玩它。下课“起立”，未及坐下，许老师到我桌前，拍拍我的头说：“跟我来一下。”我惴惴地跟在他身后，跟到不远处一棵树下，许老师问：“你怎么带鸟来上课呀？”我说：“是它自己飞来的。”“飞来的也不该上课玩嘛！”我嗫嗫嚅嚅，说不出话来。许老师说；“现在处罚你——今天晚上写一篇作文，内容就写麻雀方面的，明天上课前交给我……”上课玩鸟，影响课堂秩序，我原以为会像小学那样，学生犯了事，要么罚站，要么挨训，甚至打手心，真想不到，许老师“罚”我写作文。在小学我便以作文见长，现在“罚”写作文，我不仅如释重负，而且把“罚”当“励”，晚自习时，我得心应手地写了读中学的第一篇文章——《小麻雀》。第二天早上许老师看后，赏识之情溢于笑靥，说：“你蛮会写文章嘛。”

整个中学阶段，我最难忘的“学文”师长首推卢盛紃老师。卢老师教了我三年高中语文，他的人生经历，他的操行学识，他对我的赏识和奢望，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一生的人品人生。卢老师晚年的25年里，我每年端午、中秋、春节必去看望他，他曾多次对我说：明淦啊，那么多学生中，你最像我，比我儿子更像我。卢老师也许正是出于要把我教育得“比我儿子更像我”的衷情，高中三年给了我许多特别的关爱，让我得到了许多特别的培养。我的每篇作文，他修改、评析得格外仔细详尽，细致到某个字的笔画校正，以致引得同学“眼红”羡艳；他自己写的文稿，常常让我“先睹为快”，有的还要我帮他誊写。1957年下半年，郭兴谦老师写了回忆录《我的父亲郭一清》，准备拿去《红旗飘飘》丛书发表，请卢老师修改。卢老师改好后，要我抄到搞纸上。回忆录全文好几万字，我用了一周的课余时间包括星期天才抄完。1956年冬至1957年春，学校旁边的花园农业社农民夜校，要卢老师去上课，他却向学校推荐我，说我土改时在村里教过夜校，完全能胜任。这样，我这个高一学生继1951年冬天后再次当了几个月的“老师”。1957年暑假，全县教师培训班在信丰中学举办，卢老师又介绍我做培训班工作人员，任务是用蜡纸刻讲义。

从许治权老师的“罚”到卢盛紃的“用”，我学到了课本上没有的知识，锻炼了课堂里无法获得的能力。这是当今虽遭国人诟病却仍然举国盛行的“应试方略”、“题海战术”根本无法比拟的“教育模式”、育人方法。

课外得益

回想起来，中学六年制别是高中三年，我在课程学习上轻松自如，花的工夫并不太多。在我的记忆中，那里的学业一点不成重负和强压，上课时尽心上课，课余时尽情玩耍，晚自习用不多的时间做完作业后便看课外书刊报纸；从未利用节假日、周未补课，高考前两个月才分文、理、农（医）科，且分科后就放假自行复习。如今的“周练”、“月考”等等，那时根本不存在；如今的“模拟考”、“摸底考”种种，那时连名目都没有。一学期只有期中期终两次考试，就连高三下学期也是这样；每次考试分数多少，根本不以为然，一向毫不担忧。所以，高中几年，我的成绩在班上、在年级处于什么位子，我向无所知，也从未问过老师，而令我难以忘怀的是受益匪浅的课外经历和实践锻炼。

忆及课外经历，除上面提到的农民夜校上课和教师培训班刻蜡纸外，让我在“学文”上获益多多的有读报、出版报、炼钢铁和下乡宣传。

1956年5月4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改称共产主义青年团，我成为共青团首批团员，并代表新团员在学校举行的庆祝青年团改名大会上发言。4个月后升入高中，我成了（1）班团支部宣传委员和副班长。为了不辜负信任和职责，从高一到高三，我每周3个下午在班上读报20分钟，周六或周日在教室后面出黑板报，三年里一以贯之，除停课炼钢铁那段时间外，几乎没有间断，也未曾换过人。这对我是极好的锻炼和莫大的受益：要读报必先看报，看完整报需作出选择，这就培养了我关心时政、辨识时要的能力和习惯；为全班同学读报，则提升了我的信心、胆量和口头表达能力；出黑板报更是一种综合训练，尤其是练习写作和板书。我从教几十年，教学理念不断求新，专业功底尚属厚实，是和经过了这些历练分不开的。

1958年秋大炼钢铁。主持学校工作兼我班班主任的陈慈请老师对我关照有加，他不安排我去参加艰苦的烧木炭、挑矿石、筑高炉和拉风箱，而是让我跟着赖培正老师轻快地用高岭土做连接风箱和高炉的风管。在赖老师带领下，我们先到高桥钢铁厂学习了三天，回来后自行试制。高岭土俗称瓷土，可制作陶瓷器具，用以炼铁通风则耐温性能太差。我们尝试了高岭土里加松毛、稻草、黄麻、棕衣等，增加风管的韧性，经一接上高炉就破裂，根本不能把风箱拉出来的风送入炉膛。一次，不知谁提出加入女生的长发试试。于是，我手拿剪刀，到处寻找长发女生。初三以上的女生大都去金盆山烧木炭或小江弄铁矿石了，剩下的长发女生不多，我见了就追，追得一个个哇哇叫，有的在老远便“望风而逃”。这样，几天下来，剪到的头发做了不到10根风管，拿去高炉上一试，也是立刻破裂。最后，制风管和高炉没有出真正的铁一样，以失败告终。

临近寒冬，学校组建下乡宣传队，命我为队长，带领施子荣、俞永发以及初三女生胡琼莉等七八位同学，到信龙公路沿线书写宣传“三面红旗”（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的墙体和碑牌标语。带着被席、书写用具用品等，每到一处见到有适合的墙壁，我拟好标语并与生产队联系吃住、石灰、梯子等事宜，施子荣书写，俞永发画画兼书写，其他人则负责把墙面刷白；没有墙面的地方则要生产队在公路边筑碑。从水东开始，计划一直写到小江罗结。披寒踏霜半个月，写到大塘。其间的晚上，在社员会上作过口头宣传，在农民夜校上过课。正要写往大塘圩以南，不料我脚上冻疮感染，肿得无法穿鞋，痛得行走艰难，我想打“退堂鼓”。这时，刚好学校决定复课，宣传工作也就“半途而止”了。

有言道：“实践是最好的课本，社会是最好的课堂，亲历是最好的学习，能力是最好的成绩。”回想我中学时尤其高中阶段那些令当今学子匪夷所思的经历，我深感此乃精准的真言和精辟的哲理。

2010年5月23日